出版园地的奇葩
1979年，由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同志在原国家出版局领导支持下，与日本讲谈社共同策划推出了一套大型摄影画册《中国的旅行》（全五卷）。中国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的合作出版创造了我国对外合作出版的先例。
《中国的旅行》每卷有数百幅图片和数万文字，全套在一年半内完成。当时，我们采访团的工作人员，每卷三四人，与讲谈社来华工作人员混合编组，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将四五个省的文图材料搜集、整理出来，半年左右便要见书。两月一批，交错进行。那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与讲谈社同仁跋山涉水，不怕苦累。
当时，我们参与《中国的旅行》的工作人员，连社领导、翻译等共20来人，被历史地推向了对外合作出版的前沿阵地。我们虽然缺少经验，设备也简陋，但是我们勇于迎着困难上，终于让五卷书如期出版，并及时推向了国际图书市场。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初，跟随原国家出版局出国访问代表团出访的韦君宜同志（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回国汇报时曾高兴地说：在英国、美国的图书书架上，我们尚未发现有我国别的社科类书，但已赫然陈列有中日合作的《中国的旅行》了！这是“文革”后第一次打入国际图书市场介绍中国的图书啊！听后不禁使大家精神为之一振。
20世纪80年代后，人民美术出版社先后与日本美乃美株式会社合作出版了大画册《西藏》、《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型画册《中国工艺美术》丛书（9卷）；小型画册《中国彩色文库》（20卷）；与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穿过月洞门看中国》；与法国纳坦图书公司合作出版了《中国》；还有后来与台湾锦绣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共60卷，其中由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编辑的有19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共40卷，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编辑的有9卷）、《精致中国旅行指南》（20卷）等，这些多采用版权贸易方式进行，由我方组织文图稿件，并负责编辑设计，对方负责印制发行，版权归我方所有。
1988年—1989年我们和前苏联的行星出版社达成协议，采取对等方式，即双方各派代表团到对方10个城市进行采访、拍片，各自进行编辑、设计、印制、发行等，编成《中国》、《苏联》两本大画册，然后进行交流。这和10年前我们与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时大不一样，与我们和其他国家和地区合作出版的情况也大相径庭。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的编辑摄影等是走出国门工作去了。我们自己拟订采访计划、拍摄提纲，我们的编辑队伍逐渐成熟起来，能够独立采访和拍摄（对方协助）完成所有的编采任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国力的增强，单位和个人的器材装备比过去也先进和完备得多了。当我们初踏入前苏联境地时，有的苏联人见我们摄影师扛着高档摄影
机，还误认为是日本人，他们双手晃动，拒绝拍摄，经翻译说明情况，才表示愿意合作，并欣然为我们提供方便。再有，由于我们和前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曾有严重分歧，一些人对我们的合作出版心存疑虑，甚至一度出现过克格勃人员盯着我们的情况，后经陪同者的耐心解释和在工作中逐渐了解到我们合作出版的诚意，便增加了一种亲和力。特别是经过5月9日反法西斯纪念日活动的采访拍摄，由于双方立场的一致，感情的自然交融，便配合默契，使我们在现场拍摄到许多感人的镜头：莫斯科红场庄严行进的军乐队和隆重的纪念仪式、伏尔加格勒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到英雄母亲塑像前肃然敬礼的宏伟场面，以及伏尔加河畔深夜时分的别致的纪念——鸣放礼炮，均让我们尽情拍摄，而且一组组、一队队、一家家的沉痛悼念也允许我们参加采访，甚至东正教职工神职人员也配合我们拍摄，一些前苏联专家、老红军战士主动和我们全体留念，有的接待人员竟将自家小孩领来让我们拍片并要求上画册，说要让中苏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等等。
总之，人民美术出版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外合作出版的图书在百种以上。合作出版不仅拓宽了题材，增加了出版品种，也丰富了图书市场，以至有的图书还在参加历次国内和国际评比中获奖。这些合作出版的图书，在弘扬祖国优秀文化、进行国际文化交流方面，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同时在合作出版过程中，还锻炼了编辑出版队伍，为国家赚取了外汇。毫无疑问，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对外合作出版在中国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