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册获国际奖图书的一些回忆
那是1982年，我到社工作不久，社领导通知我到中宣部领受了一项任务：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中央决定将收藏于毛泽东故居的一些书画编选成集，由我社出版。为此，我和担任这本画集摄影的徐震时同志，在毛泽东故居工作了几天。这些书画作品均是建国后，由海内外一些书画名家和社会知名人士作为礼品，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现已成为故居的藏品，有一百多件。总体看，这些作品艺术性较强，情感也很真挚，反映了他们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和崇敬，很有纪念意义。
为了把这些书画印制得更精准，新华印刷厂的同志提出“最好能看一下原作”。中宣部立即和毛泽东故居联系，第二天，中央警卫局就把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护送到工厂，供工人师傅和技术人员与打样进行比对。这样做的结果，不但使分色制版更接近了原作面貌，而且也使工人同志深受感动。事隔多年，曾负责此项印制任务的关厂长，一提起这事就对人说：“中央办事真痛
快，对咱工人也真信得过！”
由于上上下下齐心合力，这本画集出版后即受到社会好评。1986年在莱比锡国际书展上获得了“世界最美图书”铜牌奖。
《故宫博物院藏明清扇面书画集》共五册，是当时编辑室主任王靖宪同志策划的选题，很有学术分量。在长期与出版社的这些老出版人共事过程中，我注意到，他们是十分注重图书选题的文化品性、出书的系列化，以及书籍作为文化的一种传承手段的积淀作用的。这套图书即是一
例：它的全部稿件当时是由故宫博物院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历经多年遴选编辑完成的，我社摄影师肖顺权同志和故宫的欧志培同志为它精心拍摄了大量的高质量底片，因此，从选题策划到撰
稿、拍片，它有一个很好的出精品书的基础，我作为此书的设计者，理当把它的后续工作搞好。考虑到五册图书是一个整体，但在统一中又要有自己的面目，我决定在封面和封底上以传统的藏青色作为画面衬底，然后分别选取一幅典型的山水、花鸟、人物、界画或书法作品构成各册的画面。但是，由于扇面的独特形式，无论怎么在竖方形的封面上放置它，都不得体。为此，我曾为
难了好几天。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想到：为何不把封面封底联为一体考虑，那样两个竖方形不就合为一个横方形了吗？我兴奋地从床上爬起来在纸上勾画了一气，“行，有门！”但又有一个问题突兀出来：扇面的两边底脚顶在封面和封底的边缘上，视觉上很难看。经过反复琢磨，我终于想出了个办法：把两个扇面的底脚分别折到封面和封底的勒口里。这样一来，构图上不但产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书籍显得更大气、也更有回味的余地了。
此书于1987年获得了莱比锡“世界最美图书”铜牌奖。
《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和以上两册图书相较，其跨越的年份可就长多了，历经我社几代出版人的共同努力。记得我刚搞完《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后不久，王靖宪主任给了我一包挺沉的书稿，对我说：“这是郑振铎先生的遗稿，‘文革’前搞了半截没搞成，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加工出来。”晚上，我打开包一看，发现它们是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开始编辑的一本书，从这里面零散的报告、批示、审稿意见的纸页上就能判定，稿件应该说很有学术价值；收选的500多幅历朝历代的有代表性作品的黑白照片或珂罗版打样，以及郑振铎先生写的一篇长长的论文、注释条目，内容丰富、系统，论述很有见地，文笔也很精彩，但可惜都不齐全。作品尚可根据目录设法到图书馆翻拍复制，但郑振铎先生的文章却绝无法找人替写。几经周折我设法找到郑振铎先生的长子郑尔康先生，请他看看所缺的文稿是否能找到。大约过了两个多月，他给我打来电话，要我去他那儿一趟。原来，中央给郑振铎家全面落实政策，“文革”中被查抄没收的房子和东西被清退了回来，并在汽车库里找到一包东西。郑尔康先生说：“我看了看，是谈古代木刻的稿子。”我急忙拿过来翻阅了一下，“没错，找的就是它！”我当时简直如获至宝。
不久，我很快就投入了收集作品的工作中，李平凡先生也尽快地为缺失的一些条目释注，做了补充。稿件经补充调整后，已经齐备。我在此书稿原来的编辑思路基础上，根据作品实际情
况，将原来的12册，改为10册，另外将一些重要的大幅面版画，采用了通版印、折叠装的办法。此外，对所缺的版式又都补画过。在书籍整体装帧设计上，我采取了“开门、登堂、入室”，层层递进的办法，以显出它的恢弘、庄重。书籍封面借用了明式版本的装订样式，用丝线锁装。另外，遵照郑振铎先生生前写给人美社领导信上的意见，仍用珂罗版方式精印。同时，为使印制出来的画面线条更清晰，我和珂罗版厂的师傅还商量在书的夹页中再衬一张宣纸。另外，我还请中央美院版画系为此书专门刻制一帧藏书票，请潍坊民间木版年画研究所为它用清代原版印制一幅纪念卡，此外还提出编号限量出版。这些想法和建议，都得到了各级领导的赞同和各有关部门的热诚支持。
随后，我和珂罗版的胡永秀师傅又拟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印制计划，以确保印制质量和在一年内成书。待一切都准备停当之后，印制工作便按部就班地开始进行。胡师傅每天都干得很晚，第二天早晨一上班，我就到车间里看样张，待提出明确意见并签上字后，她才安排上版印刷，几乎天天如此。而其他部门，譬如印制科的秦星宝师傅，对此项工作也是格外认真。在燕郊一家印刷厂印制文字页时，他要我一定去那里当面和工人交待清楚。在看过初步印样后，我感到不理
想，提出“书页上不能有一个缺损字和标点，另外，每页的字行一定和折页上的字行完全重合”
的要求。工人师傅听了后有些为难地说：“老弟，这是在宣纸上印，每天天气不一样，宣纸总会有些收放，折叠起来保不齐就对不上行。”我说：“那得设法解决才是。这是部重头书，有瑕
疵，既对不起郑振铎先生，也对不起社里的那些老同志。”最后，我还说了一句：“拿到灯前，透着光看，行要对行——这是国际上出书的规矩！怎么难，咱们也得按国际标准办。”大概是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吧，秦师傅赶紧跑到外面买了几个大西瓜，足足实实地款待了一下大家，然后他说：“这活儿就按刘编辑说的做，印好了我请各位喝两盅！”
此书出版后，很快取得了较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反响，连一些外国读者都不断来函或来社购买此书。1988年，它获得了莱比锡“世界最美图书”银牌奖。第二年，又获得莱比锡六年一次的“国际艺术图书”金牌奖。
1987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国际饭店召开了庆祝大会，祝贺和表彰我社连续三年获得国际图书奖，这给了我们很大鼓舞，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社相继又出版了包括《中国美术全集》在内的一系列好书，并有多种图书在国内外获得了重要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