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最初几年
1951年的末尾，我被借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已近一年。人美社的第一任社长萨空了见我年轻肯干，批示人事部门：“让沈鹏留在我们身边吧！”没料到，这句话影响了我今后大半辈子的走向。
人美社草创伊始，百业待举。我该做什么，怎样做，可说茫然。反正是有什么干什么。每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楼上楼下跑动十几次，还要接待来访者。更多的时间用于写报告，起草文件，不久又增加了协助社长、总编审稿改稿的任务。许多事情我都不大懂，但我也从不认为自己“不会”。每件事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都要在干中学、学中干。至于我的职称是什么，职责范围如何，好长时间里不甚了然。别人问，我想当然是“秘书”吧。从1951年我20岁起，干了三年，社里宣布了当秘书组长。那时没有总编室，许多事务工作由我和张济二人负担。除了本分的“秘书组长”，我还兼任青年团、治安保卫委员、学习委员等众多的职务，当时统称“社会工作”。每天自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不分白天黑夜，没有想到过哪是“分内”，哪是“分外”。按不成文的规定，“社会工作”都是要在八小时以外进行的，会议都在晚上开，或者利用中午休息时间。
“学习”，自上而下抓得很紧。“学习”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理论。出版总署常有“大课”。日常的课程，有时由本单位的领导人讲。萨空了、邵宇、邹雅等都讲过，大家认真听，讨论中还有争论。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组织专门学习班，为他们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项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听讲的，有一部分是中层干部，大学文化程度，但纯属自愿，并不以为“低人一等”。有一段时间，全社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乏人辅导，当时党组织要我办一次讲座，我没有畏难，讲了两个小时，社一级的领导人几乎都到齐。那时在学习问题上，倒是不分“等级”的，常说“学习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回想，我那时的思维模式免不了僵化，知识水平也较低，但是应当肯定人美社的学习气氛确实很浓。再就业务学习来说，编辑室也常组织“互教”，谁编了一本书，有心得，就向大家作个系统的汇报。到20世纪60年代初，还请社外著名的画家、书法篆刻家来示范、讲授史论知识。“文革”结束后，我负责总编室工
作，约请社外（包括个别社内）专家，系统讲授中外美术史，坚持了近三年之久，共讲课30余
次。我想，当时如果有心人坚持听讲，肯定获益不少。
从1952年到1957年，我的一项任务是写总结报告。起初是每季写、每年写，后来季度的免
了，但年度的自然非写不可。这件事我还真有点“怵头”。出版社这么多的工作，不知从何写
起。我催下属各部门把部门总结交来，回答常是业务忙，无人执笔（那时能“写”的人确实
少），有时看我催得紧，潦草交差。可是，待我仔细看过各部门的总结，终于明白，全社的总结绝非部门总结之“总和”，用初等数学的加法是不行的。我必须从全社领导的角度看问题，怎么办？我找有关的中层领导谈话，再翻一年间社务会议的纪录，想社长、总编平时谈了些什么。我把所有的材料糅在一起，再搀以己意，苦思冥想，从每年年终开始，到春节后，一篇四五千字的总结终于写出来了。阳历新年和农历春节，传达室照例有专人值班守夜，我因为是“单身汉”，排班的人总要给我多安排些时间值班，这倒成了我写总结的最佳时机。草稿已删改许多次，进入成稿阶段，我用毛笔一丝不苟地书写，体会到完成创造性任务的那种愉快。春节一过，拿到社务会上讨论，使我吃惊的是，几乎很少听到对我提供的总结初稿有些什么宏观的原则性意见，特别是下一年度的重要措施，很少明确指示，而我认为社领导对此应是成竹在胸的……50年代初，通过写总结这件事，我体会到总结对领导人来说不是一件事务性工作，总结的起草不必亲自动手，但一定要有纲领性的意见，要有闪光的警句。后来我自己担任了领导，是尽量这样做的。扩而言之，交给下属的其他任务也一样，提出原则性的意见，明确目的、任务，可以更好地启发下属的积极性和思路。
上面提到，我写年度总结用毛笔，其实写信、整理材料等等，有时也用。说实话，那时我的毛笔字写得不好。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写毛笔字、临帖。到了20多岁，中间时断时续，断的时间远多于续。50年代初期，我忙得没有时间临帖，再说手头也没有字帖。我之所以还要执笔，是因为幼年养成的习性，并且想使我的工作做得更认真、更完美。不久读到郭沫若一次谈话，说练毛笔字可以培养细致与耐心，进而以此种精神待人（大意）。这是很正确的，实际上已接触到练字与美育的关系了。
1956年，中央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全国振奋。人美社同其他兄弟出版社一样，投入了制定长远规划的热潮。出版社今后12年出什么书，如何出书，成为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集思广益、高瞻远瞩地形成一份文件，这个任务又落到我身上。 社务委员会和编审委员会开过会议不下十次，我把会上的意见以及日常社领导和专家的议论去粗取精，加以浓缩，依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写成40条。这个过程对我来说很艰苦，因为美术史论的许多知识若明若暗，或者根本不懂。许多画家的名字、画派的名称，还有专用名词，都是初次听到。“印象画派”是怎样一个概念，有些什么代表人物的作品，均处在蒙胧之中。但有的文章或别人口头告
知，印象画派是“资产阶级”的，这倒使我颇为警觉。记得出版社的“12年发展规划”在制定
时，对这个问题也着实经过一番讨论，结果是采取了折中方案：可以出版，只限于内部发行。
后来翻译出版的《印象画派史》就是采取了内部发行的方式。不过在“查书”当中仍然遭到了批判。——说到“查书”，现在的年轻朋友可能不明所以。原来“文革”前，各种大的政治运动、部署很多，运动、部署一来，便查已出版的书，包括未出版的原稿也要检查。查出有“问题”
的，轻则停止出版发行，重则追究责任，以至处分，还有交司法机关处理的。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查”和“被查”达到顶点。
制定出版社“12年发展规划”，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过程。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是建社初期的命脉，如何继续提高，需要系统研究总结。还有许多美术史论中的问题以及专用名词术语，我知之甚少。我并不马虎从事，时常查资料、问老编辑，但还是不免出错。比如我不知道《芥子园画传》与《芥子园画谱》有无区别。《芥子园画谱》我曾在少年时代临习，可是巢勋临本《芥子园画传》呢？从书名看像是文字书而非图画，所以误将它列入“理论著作”。还有，宋代的《宣和画谱》是理论、技法书，可是看到“画谱”二字便望文生义，列入“画册”类。初稿打印出来，立即受到大专家郑振铎（文化部副部长）的批评。我当然只有服气。萨空了、邵宇却为我开脱：我们人美社历史短、干部年轻，我们就是水平低嘛！
说年轻、水平低，我乐于承认，但我很早就接受了“太忙就挤，不懂就钻”这八个字箴言。我早就对理论问题感兴趣，刚好俞剑华编著的《中国画论类编》送社长、总编决审（按：那年代审稿十分认真，总编审读过的稿件，重要的还要请社长决审。萨空了对连环画稿件审读最认真，发现错字有时把编辑室主任请来当面指出。他常嫌人美社的文字力量太弱）。我做社长、总编的助手，日以继夜地先读一遍，还指出了一些书中的欠缺，退回改进。我从实践中体会到，一个好的编辑，在专业知识方面不见得比作者强，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学识，可以提出作者想不到的问题，补作者之不足。这也是编辑工作者可贵的一种素质吧。
1956年，人美社在制定12年长远规划的同时，与社会相呼应，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
号。有几位青年考上大学，深造去了。绝大多数留在工作岗位上的年轻人制定了在工作中系统自修的计划，预期若干年内达到“硕士”或“博士”程度。这时的“学习”，除了政治理论，又加进了文化、专业的课题。有些个人规划（连我在内）在黑板报上公之于众，激发起一股热潮。可是到了1957年“反右”通统成了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成名成家”，又给思想检讨会增加了新的内容。
1958年，我下放到江苏高邮农村劳动，亲历了“大跃进”的前前后后，其中细节就不是这篇短文所要谈的了。下放期间，我身边一直带着两本书，一本《新诗选》，一本是《中国画论类
编》。我对诗与理论，兴趣一直不减。起初是喜爱，也偶尔写新诗。40岁以后转向旧体诗词。至于《中国画论类编》，供当时书籍甚少的情况下翻阅，它毕竟是“类编”，如系统研究美术理
论，还要读原书全编。以后人美社出版各种单行本的古代画论，我又逐一阅读，然而政治运动一来，原先出版系列图书的计划总被打断。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深感20世纪80年代联合兄弟社出版的60卷本《中国美术全集》，确是50年美术出版史上的一大创举，是得来不易的。
人美社经历了20世纪的后半叶，迎来了新世纪。
纪念人美社50周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总结经验教训，以利于今后的进步。我以为我们事业的根基，最重要的是人才的培养。人才的优势是最大的优势；反之，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妨把“树木”比做出书，而“树人”，则是根本大计。我在1980年执笔人美社10年长远规划，并向全社作了报告，特别提出人才的培养问题，主要是三个途径：1. 从高等院校调进；2. 延揽有成就的专家；3. 现有干部的培养，是最重要的，特别强调“边干边学”。这份报告还提出了对各项专业人才的要求，比如懂得各个重要外语语种的美术专门人才，我们出版社都应当拥有。比起以往的长远规划，这次强调培养人才是一个进步，但在实际执行中未能贯彻到底。无论如何，要建树良好的社规、社风，通过出书这一中心环节，培养肯于为美术出版事业奉献，不计个人得失，既有远见卓识，又埋头苦干的一代又一代的新人，其意义，不仅止于出版好书，而且对于我们国家先进文化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