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摄影部一起成长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15岁两手空空地走进了这个城市。什么是摄影，对我来说是一窍不
通。半辈子过去了，我从内心感激摄影，因为有它相伴，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多彩
了。但是我更感谢那些领我走上这条道路，并教会我体会美、感觉美的老领导、老前辈、老同
事、老朋友。
人美社成立初期，画册出版物的制版，是要带着作者的原作到工厂，由工人师傅手工分色制版，做起来十分麻烦。特别是一些大画，制版很困难。另外，出版社的编辑又很担心把这些作品搞坏，没办法向作者交待。1954年初，人美社的摄影组成立了。摄影组属图片画册编辑室领导，摄影组组长由编辑部副主任安靖同志兼任，副组长是苗毅征同志，我是组员。当时摄影组的摄影器材是两部从敌人手中缴获来的旧相机，德国的“莱卡”和“禄莱”。放大机是从私营商店买来的国产放大机。
建国初期，外汇紧张，进口一些彩色胶卷十分困难。照几张彩色胶片对我们来说真是太稀罕了。每次拍照都要仔细计算，反复摆弄相机，才按下快门。为了尽快提高摄影技术，组织派我到人民画报学习。临行前，萨空了社长找我谈话：照相是美术出版物很重要的一关，照不好片子就不可能印出高质量的印刷品。你要学好这门技术，我们要买世界上最好的德国照相机和美国的欧米茄放大机。
我带着萨社长的嘱托和学好摄影技术的决心，在人民画报社学习了半年。这期间我知道了摄影的基本原理，掌握了基本的拍照技法，我开始在工作中不断摸索、不断学习，希望更好地掌握这门技术，为人美社的出版工作服务。当年我向油画家学习怎样拍油画，艾中信老先生把他在德国学来的油画拍摄方法，一点一点地教我。“文革”期间，为了完成大型出国图片展《收租
院》，对外文委借调我去拍组雕《收租院》。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挑战，庆幸的是老静物摄影名家吴寅伯先生与我同行。半年中，老先生指导我拍摄，教我在拍摄大型雕塑中如何用光，如何拍摄正反面人物，我真是受益匪浅。摄影组成立后，组织上又调来了陈渊、李洁英夫妇与我一同工作。李大姐是负责黑白照片放大工作的，她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他们夫妇对工作的态度，对我此后工作影响很大。
记得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人美社出版物的拍摄任务是和秦岭云同志合作。当时秦岭云同志是《面人汤作品集》的责任编辑，我们一起去拍“面人汤”的作品，没有拍摄用的灯，也没有背景
纸，只有一台双镜头的旧“禄莱”相机。老秦找一块旧布当背景，找一张画纸当反光板，完全用自然光。他指导我画面上下左右留多少空间，利用一些顶光和背景光。没有测光表，就凭经验估计。在当时看这些图片拍得还可以，与现在比就有差距了。
我在人美社工作了4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过摄影。这期间我与许多人美的老编辑，以及后来的年轻编辑们合作过。我与詹惠娟同志合作了几十年，从最初的中日合作大型画册《中国工艺美术》丛书9本，到《中国美术全集》等等。她作责编，我是摄影，我们一次次地完成任务，工作配合得很默契，直到她退休，我也退休了。和他们在一起，我们相互学习，不断互补。他们教我如何体验美，我用自己的摄影技术完善他们的设想。后来，摄影组的老同志一批批地离开，不断地有年轻同志来到这里。我把曾经受益的经验告诉他们。和他们一起工作，我也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
这里我还想提一下老社长邵宇同志。“文革”后期，他从干校回来主持人美社的工作。他告诉我要把心放在搞好摄影上，要走摄影专家的道路。从此，他走到哪里就把我带到哪里。我们一起去大寨、大庆，唐山地震时我们一同来到灾区抗震救灾。也就从那时起，我一边体会按快门时的兴奋，一边去感悟摄影的内在之美。邵宇同志开始有意识地交给我一些大型画册的拍摄任务，《故宫博物院藏画集》就是其中之一。为了拍好故宫大殿以及故宫的内外景，邵宇同志亲自指导我拍摄，以至具体到某一块花砖的拍摄角度如何选择。历时五六年的故宫藏品的拍摄工作，再一次让我得到了许多学习机会，为我此后在拍摄《中国美术全集》、拍摄大型画册《苏联》、《西藏》、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之旅》5卷、《佛教之旅》、《中国彩色文库》等等画册打下了基础。
回忆40多年的工作，经我手拍摄的我社大型出版物有许多，其中有获国际“莫必斯世界大
奖”、“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铜牌奖，以及国内图书评比的各种金、银、铜奖等等。
出版社的同志们都说我是幸运的，回想起来的确是这样。我的幸运就在我遇到了好领导、好前辈、好同事、好朋友，我在不断刻苦学习和磨炼的同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关心，让我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民孩子，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并享受国家特别津贴奖励。就像我们的人美社、我们的摄影组一样，不断进步、发展，一步一步地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