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做编辑
1951年我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实用美术系毕业后，分配到杭州浙江印染厂，从事图案设计。1952年调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图片画册编辑室。当时社长是萨空了，副社长是邵宇。除社本部外，人民画报社、新观察杂志社、幻灯制片公司和荣宝斋均隶属于本社。
图片画册编辑室主要编辑年画、领袖像、宣传画、单幅画及中外古今美术画册、史论、技法等图书。全室有30多人，其中有学识渊博的专家、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也有不少像我一样刚从美术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室领导是邹雅和安靖同志，二位领导平易近人，从思想、生活和业务工作上关心全室同志，组织大家进行政治理论和业务学习。社里也不时举办政治理论学习和业务学习的讨论会及讲座，学习气氛较浓。萨社长身兼数职，还经常抽空为全社作国际形势报告，让大家及时了解国内外情况。那时，上下级之间、同志们之间的感情，诚挚、亲切，在这革命大家庭中感到无比温暖。
二位领导对业务工作抓得很紧，20世纪50年代就已制订了出版美术图书的长远规划。每年都出了不少好书。同时还订了出版《中国美术全集》的计划，并开始为出版《中国美术全集》做准备，如着手编辑出版了《隋唐五代绘画》等书。普及读物的工作也做得很好，年画、宣传画、单幅画、技法书和各种小画册，品种多、定价低、印数大，极大地满足了人民大众的需要。对出书质量把关很严。校样未切实改正，决不签字付印。室里设有专职人员检查书的质量，样书必须送审，经检查无错才允许发行。
邵宇同志重视工艺美术和民间美术的出版工作，在他指示下由我做编辑工作出版的画册有数十种。80年代初人美社又制订了出版各省民间美术的计划，进行工作的有：山东、四川、陕西 福建、新疆、贵州等省，配了大量图片资料，前面三种已编成书。邵宇还收集了大批民间木版年画和云南、四川少数民族染织、刺绣等服饰资料，为出版此类画册做准备工作。
初到本社，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要做好编辑工作必须努力学习。遇到问题，向同志们请教，或查找有关文献，或求教于社外的专家、学者，或到文博部门及工艺美术品产地去学习。我很幸运，遇到的几位专家都很好。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沈丛文先生、傅振伦先生，故宫博物院的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青铜器专家唐兰先生、丝织刺绣专家魏松卿先生。他们都热心支持我社的工作，有关问题向他们请教，很快得到解决。他们为我社审稿、编书做了不少工作。尤其是沈丛文先生，特别关爱我社的工作，自1953年起，他为我社编了好几本书。他经常给邵宇同志写信，提出各种建议。他审阅的稿件、所提的意见，都以确凿的事实依据完全正确，修改后提高了书的质量。沈先生为我社审稿分文不取。从古董商处他发现有数百幅很有价值的明代锦片，售价低廉（1角1片），他自己不收购，而力荐我社收藏，希望我社能把这批珍贵资料编印成书。这些老专家，业务上是我学习的老师，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也是我做人的榜样。
结合工作我到各省市博物馆、群众艺术馆、县文化馆以及文化站，看到不少珍贵的艺术品，有时为了出书的需要，他们的藏品卡片让我们翻阅挑选，从库房提出藏品拍摄照片。他们协助我完成工作，又作详细讲解，让我增加不少知识。我还结合工作，到陶瓷、丝织、刺绣、印染、玉石雕刻、漆艺等工厂和研究单位，去向工人师傅、研究人员学习，把书中读到的和现实考察的相印证，澄清了一些不大明白的问题。同时了解各方对出版物的要求，制订切合需要的选题。拜了许多老师，结识了不少朋友，他们大多成为我社的作者和工作上的顾问。
我编辑的许多书中，大量的高质量图片，是由摄影同志协作完成的。如肖顺权、徐震时、敖乃梅、卢援朝、郭青、田传俊、鲁晓明、邹琳桂、刘庆瑞、陈渊、苗毅征、赵力、李洁英、唐世林等同志。他们或在北京，或跟我到外省市，深入基层以至少数民族地区，不分昼夜、不辞劳
苦，拍摄了大量照片。
由于各单位的领导、研究人员和基层工作同志的帮助，让我顺利地完成工作，对此我心中一直十分感激。数十年来，人民美术出版社培养我成长。我编辑和设计的美术画册、史论、技法及美术资料等图书约数百种，其中有的得到我社和新闻出版署给予的银奖、金奖、特别金奖。我的职称从助编、编辑、副编审到编审。我编的《中国民间陶瓷》、《中国民间剪纸》和《中国民间染织刺绣》三本书已由我社出版光盘。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经过历届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帮助才取得的，我心中感激不已。时光过得很快，人民美术出版社已走过50年历程。此时，回忆过去，历历在目，倍感亲切。如今人民美术出版社发展得更好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展，我社的美术出版事业将会更加壮丽。
